几种新型财产的分割探析：

　　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在家庭财产其范围、构成及数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财产构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财产数额显著增加、投资性财产在家庭财产中所占比例增大趋势。相当一部分家庭财产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储蓄存款、房屋等，还包括在一些企业的出资或者股份等。而一旦处理可能会涉及到夫妻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权益问题，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很多，笔者认为，对这类型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时，仍要遵循以上程序与原则，再具体个案具体处理，下面笔者就财产分割中常见的几个疑难问题作一些分析。

　　1、 投资性财产的分割

　　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夫妻双方分割共同财产中的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以及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时，协商不成或按市值分配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数量按比例分配。”据此在进行投资性财产分割时应注意下列几个方面：

　　(一)争议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及其他股份必须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这一类财产在现实生活中一般在一方名下，很少直接记载在夫妻双方名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必须先分清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然后才能依法分割。

　　(二)这类财产的分割比较复杂，司法实践应尽量争取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只有在双方分歧较大、协商不成时才由人民法院判决分割。

　　(三)对于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股票或者股份人民法院不宜进行分割，因为当事人手中的一些股份依据法律规定尚不能转让。比如《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并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因此，如果夫妻共有财产中的股份，属于法律规定上述情形及其他依法不能自由转让的股份，必须按照有关法律办理。

　　2、个人所有的房产增值部分在离婚时的分配

　　一般来说婚姻房产可能基于人为因素和市场因素两种原因增值。就第一种而言，最主要的人为因素有两个，一是婚后装修，二是婚后出租。在房产装修的情况下，如果房产为甲男所有，则其行为性质依物权法理论应为添附。根据从物随主物的原则，添附之物应随房产属于甲男所有。物权法规定：“主物转让的，从物随主物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如果这种添附为甲男乙女共同出资，装修增值部分中属于乙女应得的份额，离婚时由甲男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折价补偿给乙女，但乙女很难主张基于添附所产生的房产增值。在房产出租的情况下，依物权法理论所收取的租金应为法定孳息。

　　根据物权法规定：“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如甲男乙女对租金收益分配无约定，依物权法理论应归所有权人甲男所有。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如乙女对房产装修和租赁耗费了人力物力，则依照物权法理论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推导出的结果将对乙女明显不公。另一种是房产基于市场的原因而增值，情况则更为复杂，笔者不赘述

　　从目前城区基层法院审理的离婚诉讼案件中可以看到，夫妻一方将属于个人所有的房产出租，租金收益因离婚时的分配而产生的纠纷比较普遍。中等以上城市市区房价、租金都比较高，地段较好的高层住宅的月租金都达到千元以上，租金收益所得在离婚时的分配自然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在婚姻关系中，双方对一方所有房产的租金收益分配无约定时，可以确认非产权方可以取得对方房产出租的收益权;当双方不能协商解决时，首先应考虑到大多数夫妻在共同生活中分工可能有所不同，但都在为共同的家庭生活作贡献这一公认的基本事实。通过以上法理对比分析，并结合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笔者认为，公正处理该类纠纷的思路是：双方均不能举证证明其承担了房产出租的全部经营管理工作，就应推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租金收益为共同财产;非产权方举证证明其对房产出租承担了全部经营管理工作，应根据双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房产出租贡献力的大小决定租金收益在离婚时的分配比例，但不宜判决非产权方获得全部租金收益;产权方举证证明房产出租经营管理完全由已方实施的，与对方无关，租金收益就应归已方所有。

　　3、 居住权在离婚诉讼案件中的运用

　　依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离婚时，一方无房可居属于生活困难，双方可以协商或者法院可以判决有房一方以居住权或者所有权予以帮助。该司法解释中的居住权主体是特定的，仅限于夫妻离婚后的生活困难方。但该解释并没有对这种居住权给出具体定义，也没有确定给予生活困难方居住期限的相关处理规则，对居住权人能否将房产出租、居住权人有无修缮义务、房产受毁损或灭失时居住权人的权利是否受影响、居住权何时终止、居住权消灭的原因等问题均未涉及。婚姻法司法解释对居住权原则性的规定在客观上给法官赋予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离婚时由一方对生活困难方给予居住方面帮助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相互扶养义务的性质不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相互扶养义务是基于夫妻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是无条件的。但随着离婚法律行为的发生，该义务随即消除。而离婚时对生活困难方提供居住帮助并非这种法定扶养义务的延伸，它只是由原夫妻关系所派生出的一种责任，是有条件的。

　　居住条件毕竟是自然人生存的基础，住房又是一项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果离婚后一方居无定所，经济条件又非常有限，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住房问题是很难得到解决的。因此，离婚后不能妥善地解决居住这一关系到人的生存问题时，确实可以称得上生活困难。人们生活困难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社会问题，由社会救济、保障机制加以解决。而在社会保障机制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又必须寻求一个解决途径，只好让有关人员担负起这项任务。

　　因此笔者认为，用判决设定居住权的条件是：一方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亦无其它收入来源，无住房而提出暂时居住的请求;另一方应有给予居住帮助的能力，生活困难方的这种获助应仅限于离婚时。考虑到毕竟是从别人即另一方的房产中对生活困难方进行帮助，对居住的期限和解除条件等相关问题应尽量通过调解促使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减少离婚时设定的居住权在执行中的难度，以期达到案结事了的效果。判决以居住权给生活困难方提供帮助的，可以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附加某些条件。确定居住期限时应考虑当地住房制度改革的实际情况、救助方提供的房产的权属状态和面积的大小、生活困难方劳动能力的强弱和生活困难程度以及当事人缔结婚姻时间的长短等因素，经过综合判断后再进行判决，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责任编辑：bianji)